东山

看桂花引出的事

听说今年江浙桂花开得好，十月下旬我特地路过南京。但到达前接连风雨，凋落九成，直走到灵谷寺深处，才看见一点；从灵谷寺出来，又搭新通的地铁去了钟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紫金山北面高处，重阴漠漠、微雨濛濛，黑色大理石碑上刻着几千个烈士名字，确实完全不是看花的气氛了。但我还是想看。想到柳州城区尤其柳侯公园里也有很多老桂树，且南边入秋晚，就在下个周末去了柳州。广西果然太阳和花都不错，但来都来了也不能在树下边干站着，我到处乱走时，遇到了在民国柳州机场原址上建起来的军事博览馆，有专门的展厅陈列着飞虎队驻扎柳州一年多期间的活动印迹和广西空军的抗战经历。为了看个桂花，不到一周走了两个抗战空军纪念地，事先倒是没有想到。

展览中我更留意广西空军的部分，因为原来不知道广西还有空军。我看过飞虎队在昆明、腾冲、保山、芷江、南京、重庆……等等前驻地的展览馆，柳州的设展同样郑重丰富，毫不逊色，而本土空军部分就基本没有什么展品。但草草浏览记录，居然培训也很系统，建制也很完整，抗日战争中参加的战斗也很多，牺牲也很重大，也颇有一人击落五架、六架日机，战绩出众的飞行员。而唯一也是最大的相关展品在同一天稍早时候我去过的柳州工业博物馆，柳州人称广西小东北——抗战爆发时柳州轻重工业都有规模，工业产值是全省其余地方加起来的三倍，对比建国前东北工业产值是全国的80%，那就是差不多；柳州机械厂1937年自行设计、制造、试飞的战斗机“朱荣章号”，1：1模型摆放在展厅显著位置。建设空军是花钱费人的系统工程，突然知道广西曾经也拉起过一支能飞能战能造能修的队伍，不免令人肃然起敬。

回程之后，我就找了一些民国时广西空军相关的史料来看。因为广西创办空军多得广东支持，所以其实是看了两广空军的不少资料；又因为两广空军在抗战爆发后编入中央空军一致抗日，所以又不免看了不少整个民国空军的资料。看完之后，对抗战时期空军的认识，得到很大丰富，较为立体了；同时，还未忘怀的、在南京航空公墓产生的肃然情绪，也得到极大破坏，基本消散了。比如一时间再听到那首《西子姑娘》，先想到的就不是笕桥军魂、英雄美女，而是广东航校哪个教育长说的“学员再在城里待一晚，又多两个花柳病！”壮哉我务实的老广！而同时深感，没听说过广西空军，也不能怪我，因为本国讲抗战，历来多讲敌后战场，少谈正面，因为现执政党当时主要在敌后奋斗；讲起正面战场，又多谈地面作战，少谈空军，因为新政权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可对标的空军；谈到正面战场的空军，又多谈飞虎队、中美联合大队，少谈美国参战之前的本土空军、苏联志愿队，因为前者的战史较为明亮光彩；谈起41年之前的国军空军，又多谈中央“嫡系”，少谈两广“杂牌”，因为当初从战斗安排到宣传记录就有偏向；最后在两广空军之间，全盛时期机多将广的广东，也不免歧视地贫而后起的广西。——以自然生态系统比之，在桂花的指引下，我在一周之内，已从池塘中层一竿子直扎到塘底，乃至于在滋泥中摸索观览了。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一周后我窜至广西柳州

摸索得知，广西空军飞行员大部分活跃在1938-1939年，并且多数在这两年里战死在全国各地，他们和1941年才到来柳州的飞虎队，虽然仅隔三年曾经驻扎在同一块地面上，但毫无交集。且连飞虎队也已矣，昔日机场和营房都早就拆迁的拆迁、砸毁的砸毁，柳州阳光和煦的初秋天气里，机场原址上现在是草坪环绕着50年代建的红砖营房，曾经充当飞机停放山洞的帽合山（一座典型的喀斯特小山）和气地立在马路对面的市动物园里，跟钟山航空公墓那种廊庑阔大、碑庙俨然的庄严气场，完全不同。

柳州机场旧址

柳州工业博物馆陈列的自制战斗机“朱荣章号“模型旁边，有一张当年试飞成功后设计者朱荣章和飞行员陆光球的合影。现场在手机上匆匆查询这两位的生平，朱荣章是美籍广东华侨，从广西航校机械厂建厂即担任总工程师，前后自行设计监制飞机二十余架，贡献良多、正当壮年，却于1940年抗战方殷时，离华返美；陆光球是广西航校学员中的佼佼者，曾经赴日本进修，抗战中任空军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壮士十年归，活到抗战胜利后，曾任制宪国民大会广西省代表，到了1949年，却在国防部第三厅第一处处长任上、人已经随国府抵达台湾的情况下，返身投奔大陆；初时也在新空军受到任用，然而到了1956年转业时，拒绝一切官职，竟到长春十二中担任数学教研组长以终。长春有一批高中生的数学是广西抗战飞行员教的！工程师朱荣章和飞行员陆光球的命运，引发我对广西空军这拨人员本身的更大兴趣，感到大体关节虽然可以推想，背后实有更多想象不出的情节，实在令人好奇。

广西航校成立较晚，在抗战爆发前仅完整培训过三期学员，飞行员人数本就只有区区数十，抗战阵亡过半，存者无论在陆、在台、在美，也少有发达的，在国府得到的旌表远远少于“嫡系”，但好在民国国体尚存，好歹有一份（错漏甚多的）官方空军战史存留；而官方修史所不及之处，那些寥寥的幸存者，对昔日的同学战友怀有深厚感情和责任感，也纷纷提笔回忆，遂使后人不但能够得知他们当年就学作战的情形细节，甚至对各人的行事为人，都能略知一二。我所参考的资料，主要是已汇编出版的若干档案，以及台湾大陆同乡会、广西、广东政协的文史资料汇编中所载的，略看维基和网文。两广空军起初均为独立成军，并入中央之后，广东空军尚有原司令黄光锐等人任名义上的空军高层，广西虽有白崇禧、李宗仁位居中央，但所有空军人员都远离权力中心，幸存下来的在一线战斗或基层服役的飞行员、机械官，对于国府高层的斗争，只能凭当时自己所受的波及或是一鳞半爪的见闻，讲得模模糊糊；然而对于自己和战友参加过的战斗，他们描述得极为详尽具体；对于同僚那些未获表彰的功绩、不明不白的牺牲，他们是“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排除两岸政治环境下必须大骂对方的立场影响，这两方面的叙述在比照核对之后，我认为基本是可信的。总体来说，因为广西空军的轨迹相对简单，所以即使加上背景叙述，在一个相对短的篇幅里，也足够大概记录一遍。以下就是我的记录。

一、一些背景

抗战爆发前各地方空军陆续归于中央的情况——广西航校和空军的建立——抗战爆发时中日空军力量对照——抗战初期空军的惨烈消耗——广西空军编入中央——改编之初的波折

中华民国1920年在广东成立航空局，一般被视为中国空军成立的标志。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设立航空班，是后来中央笕桥航校的前身。之前北洋时代直奉战争中已有飞机参与作战，十几年间各地稍有实力的军阀都试图发展空军力量，而普遍从建立航校、航空局入手，设备从外国采买，学员从外国雇佣教官培训。早期有南苑航校、保定航校、云南航校等，四川、湖南、福建也建立过航空处，但真正发展出成规模、有战力的空军队伍者，只有东北和广东，其次就是稍晚的广西。东北空军得张作霖着力经营，但九一八后整个机队几百架飞机被日本不战而获，飞行人才流离迸散、大部分归于南京，中央航校早期教官里东北空军的人最多。广东是民国空军“正源”，早有飞行人才和飞机制造基础，在陈济棠治下安定繁荣，航校先后培养学员六期，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即曾经派机队北上协助十九路军抗日，到1936年，有近200架飞机、300多飞行员。无怪乎陈济棠认为可以恃之一搏，于1936年6月会同广西发动“两广事变”，以抗日为名通电反蒋。但当时广东军队的行政高层已被蒋提前下手分化收买、而作战队伍自空军司令黄光锐到一线飞行员都不愿打内战，阴差阳错的上下同欲之下，临阵反戈，空军全员驾驶近百架飞机集体北上投奔中央，直接导致两广事变结束、陈济棠下野流亡，广东空军的人员、飞机、车辆、机场、航校、航空站、机械厂、医院、坟场等所有资产一应被国民政府接收，战斗序列并入中央空军。广西航校成立于1932年，是主要地方空军中成立时间最晚的，但建立了完整的空军体系，且桂系内部组织严明、人心较齐，在两广事变后很多广东人员离队的情况下，仍维持成形队伍，直到七七事变后，才全部归于南京国民政府，是最后一支被中央收编的地方空军。

图：东北飞行人员星散情况

广西航校和广西空军的建立

广西空军的组建和发展是在新桂系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治下。成立航校之前，已于1931年派遣13名学员由广东航校代为培养；广西航校1932年招收第一期学员，设机械、飞行两班，其中飞行班30人，两年后25人毕业；1934年招收第二期学员，扩编新设侦察、轰炸、照相、无线电等班，本期飞行班30人，1936年24人毕业。前三期部分飞行班学员曾经赴日本培训，部分计划赴英但未成行。1935年秋招收第三期飞行班仍为30人，但未及毕业，七七事变爆发，遂于1937年8月改编并入中央空军，完成培训的三届学员编入飞行队伍，第三期学员并入中央航校第八、九期完成剩余学业。

航校附属工厂的设立与机械人员培训工作同步进行。广西空军前后共培训三届机械班学员，教官来自英日等国及香港、广东，各期学员均前往海外实习，毕业后进入机械厂或编入飞行队任机械官；又把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柳州机械厂改造为航校附属工厂，厂长黎国培曾经留英，总工程师朱荣章是在美国波音工作过的广东华侨，从一开始修理飞机，到仿制配件，1933年开始自行设计监制练习机，先后制造出20多架，保障了学员训练时数。两广事变失败后，广西进口飞机的费用和通路均发生困难，于是朱又自行设计并监制出一架战斗机“朱荣章号”，1937年试飞成功。广西是穷省，空军建设经费相当于每年全省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李白志不在小，通过发行公债、抽取公职人员薪俸、增加田赋等方法，硬是将空军组建起来。广西空军人员对此心知肚明，回忆录中不止一次见到“我们是吸着广西人民的血长起来的队伍”之类的表达，而且不是留在大陆的人这么说，赴台赴美的也这样说。总体来说广西空军的人员作风勤谨、抱团、刻苦，有学生气，没有广东空军那种四通八达各显神通的状态。

两广面对中央统一压力，借助日本图强，广西空军建立过程中也多取法日本，飞机从日本购买、教官从日本聘请，飞行员也送到日本培训。有人指责李、白勾结日本，白崇禧辩以“胡服骑射”、“以毒攻毒”。抗战爆发，广西航校完整培训的一期、二期学员，连同少部分先前委培的广东航校六期学员一起，成为空中战斗的骨干，以日制飞机和日本航校教授的技战术迎战日军。政治家别有丘壑，但从这些年轻飞行人员的角度来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倒也不是虚话。

抗战初期中日空军实力对比

日本航空工业发达，三菱重工1923年即具备自主设计和制造战斗机的能力，1936年生产的96式战机，性能已经和英美齐平（日本飞机以开始生产的年份命名，而年份用明治时期设定的天皇纪元表示；如91式即天皇纪元2591年/公元1931年生产，1935到36年开始生产的95、96式是战争初期日军的主力机型，后来一度横行的“零式”是1940年开始生产）。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不包括训练机、运输机、侦察机等，日本陆军航空队有作战飞机900余架，海军航空队有600余架，作战飞机合计即有1500多架，第一批作战派出500余架，后续补充源源不绝。

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国民政府连年发行航空公债，加之1936年蒋介石五十生日时刚刚搞过“献机祝寿”、声势浩大，民间普遍以为中国空军飞机数量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但事实上，1937年空军全部飞机仅有600余架，其中战斗机加轰炸机只有300架左右（各方说法有出入，按照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截至37年7月中国空军有战斗机179架，轻轰炸机77架，重轰炸机22架，侦察机148架，练习机等约200架），三百架可作战驱逐机里还包括了接收广东空军的一百多架。

中央空军在1936年合并广东空军之后，当年10月进行了重新整编，用美国空军建制，以分队为基层组织，每分队飞行员三人、飞机三架，三个分队组成一中队，三个中队组成一大队，共成立九个大队，第一、二、八大队是轰炸机大队，第三、四、五大队是驱逐机（即战斗机，驱逐机是民国官方的叫法）大队，每队有25-30架战斗机；另有侦察大队、运输大队、混编大队及四个独立中队等。看这个编制，则可同时出战的战斗机不超过91架。

战前飞机储备不足，而蒋、宋夫妇及国府高层对此长期无所察觉。陈纳德和国民政府空军教导总队办公厅书记杨延年分别描述过一个蒋介石首次真正得知空军可作战飞机数量时的场景，时间都在七七事变之后的庐山会议期间，虽然最多只有一个可能是真的，但两个场面都十分drama，蒋都因为猝然得知实情而暴怒了。在陈纳德的叙述中蒋当着他、宋美龄和中央航校校长毛邦初的面威胁要枪毙毛邦初，杨延年听来的故事里差点被毙的则是航委会主任周至柔。

飞机如此少的原因，有当时欧美航空工业发展迅速、机型迭代快，大批购入有迅速过时的危险；但主要还是空军系统建立初期，上峰重视、拨款慷慨，结果迅速腐败并卷入高层派系斗争，“黄金十年”虚掷人财物力过多，导致军机储备、装备制造等工作，到开战前没有一项完备。外籍顾问前期依赖意大利，后来转向美国，飞行员被意大利训练两三年后，又改弦更张重新练起，多走许多弯路。飞机工业发展也是同样，不说自行制造，连修理部件也不用国产，战争一爆发，海陆运输线即被日军封锁，遂无从补充。

七七事变前，空军四大队飞行员龚业悌即在日记里写道，日本军方对中国空军实力的估计，都比中国民众乃至官方的乐观认识要准确得多。

龚业悌日记

数量之外，性能也不太行。中央空军人员培训和飞机进口被意大利把持期间，进口若干意制飞机，战时也编入正式队伍，但多数老旧，且因为各种致死性的设计bug，被使用者称作棺材飞机。广东空军置备的飞机，性能还要强于正统“嫡系”的装备。飞行员高庆辰回忆开战前夕空军三大队的装备情况如下：

1936年发动国民捐款自美国订购的一批共103架霍克III型，是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主力机型。这批飞机到37年11月，就所剩无几了。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牺牲

中日空军交锋的第一个回合是在淞沪会战中。1937年8月14日空军首次升空作战，大部分人员之前没有作战经验，但凭借高昂的士气以及日方的轻敌，取得首系列战斗的胜利，“八一四”也从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但很快硬差距体现出来，日本飞机供给充足，中国空军在空中几乎永远是以寡敌众；地面作战不断失利，宁沪一带机场失守，使补给更加支绌；再加上飞机性能、地面指挥等等劣势，损失极快，37年10月底，空军能用的作战飞机还剩81架；11月底，还剩30架；12月底，基本没有了。抗战前五个月牺牲109名飞行员。

广西空军就是在这期间作为“新血”，准备正式加入作战第一线的。他们接过的是空军三大队的番号。最初的三大队（ “铁鸟”大队）以广东空军的人员和飞机为班底，负责南京防卫，开战不到两个月，人机殆尽。朱力扬《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中写原三大队第八中队最后一架飞机被击落的情况：

1937年9月后，为了避开日本飞机的轰炸，驻扎在南京大校场的飞行员，都住宿在林木隐蔽的中山陵园。22日上午6点钟，特务员将还没有起床的白天班警戒人员一个一个地叫醒。6时15分去用早餐，6时30分就去机场，好让昨天夜班的人员回来休息。这一天，空军第八中队的最后一架飞机（岑泽鎏，广东航校六甲）被击落。

第八中队是最老的一支部队，队长陈有维受伤住院，副队长刘炽徽、分队长黄居谷、蔡志昌和其他两位队员都阵亡了，最后留下队员岑泽鎏一个人，他天天守着一架飞雅特机，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每次作战他必定参加，却于这一日南京空战中，被打了下来，机毁人伤，第八中队亦就如此停了下来。

苏联的援助和广西空军北上接收苏联飞机

抗战初期，欧美对日绥靖，加上运输通路截断，中国难以得到西方支持，首先对中国空军提供援助的是苏联。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即着手与中国商谈提供助战飞机及人员事项，至10月间确定提供第一批战斗机数量232架，型号主要是西班牙内战中使用过的E-15和E-16（亦写作I-15/I-16或伊15、伊16），作价2245万美元，苏联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苏联空军飞行员以志愿队名义来华助战。至1941年《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彻底撤出中国为止，苏联前后向中国提供贷款额度2.5亿美元，实际提取1.7亿美元，援华飞机两千余架，在华飞行员最高时维持8个满员大队（5个战斗机大队，3个轰炸机大队，每队40人），前后2000余名空地勤人员来华轮岗作战，南京航空公墓中葬有苏联籍烈士237人。

广西空军在37年8月改编为四个中队正式加入中央空军，拨归国民政府中央航空委员会，番号为中国空军第三大队，改编后所有人各降一级。原第一、第二驱逐机中队编为第三大队第七，第八中队，两中队共22名飞行员先行启程北上，计划接受这批苏联提供的新机并加入战斗队伍，轰炸机中队编为第三十四中队，前往四川整编；原侦察机中队改飞驱逐，编为第三十二中队，14名飞行员守着广西空军原有的家产——9架日制91式驱逐机以及若干侦察机、训练机，留守南宁。

受命北上的七、八中队抗战热情极其高涨，仅带了随身行李和个人飞行装备，便于37年8月底轻装启程。初期命令他们去南京，走到武汉，命令变更，转赴西安；到西安后，迟迟没有进一步的指令，人员编制也没有说法，驻地拒绝给他们支饷，仅许暂借一个月伙食费。对照战史可知这正是前线陷入苦战而苏联飞机尚未谈定的时刻，11月新机才会飞到兰州，国府并不能（可能也不想）迅速安排这两队新进的战力。他们在西安滞留到入冬，生活都出现问题。 两个领队，八中队中队长陆光球、七中队中队长吕天龙一起跑到汉口请示航委会，也没有结果，两人无法，再一起去往军委会找白崇禧求助，白以私人名义写信交他们向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吿贷，才得以预支薪饷，先解决御寒和吃饭的眼前急事。到十二月，名册下来，才算正式进入编制，先到襄阳接受苏联方面训练，再于1938年1月飞去兰州接收E-15驱逐机，3月驾驶新领到的飞机回到湖北驻守。至于前往四川待命的第三十四轰炸机中队，因迟迟没有飞机，等了几个月，竟奉命解散了。

二、广西空军的空战经历

三十二中队在南宁的首次对日空战——国民空军的“杂牌”与“嫡系”之分——第七、八中队加入前线——台儿庄空战——“广西大队”——武汉会战——南雄空战——南昌空战——两次意外的非战斗减员

广西空军的首次对日空战：在南宁

在原定北上先行加入战斗的七、八中队还在路上被来回折腾的时候，广西空军的首次对日空战，由驻守南宁的第三十二中队完成。1938年1月8日早晨，日本海军十四架95式驱逐机从钦州湾起飞，侵入南宁上空，三十二中队以广西空军仅有的五架能升空的日制91式驱逐机迎战，当场击落敌机一架，自身损失一架，队员蒋鼎祜（广西航校二期）跳伞时仍被日军射击，中弹牺牲；另一队员韦鼎烈（广西航校一期）的座机被数架敌机围攻，遂低飞至青山塔陆军射程范围内，靠地面友军炮火掩护脱险。此后当天下午、次日上午、下午，日机又分别进犯三次，三十二中队两天内四次升空交战，分别以5架对14架、4对13、4对11、第四次是4对8，自身损失一机一人，击落三架敌机，伤若干。

韋一青副中隊長頗有戰術修養,經過上午這一仗之後,立刻督飭機械人員,努力加班,趕緊搶修殘破之飛機，儘速完成下一次作戰準備。當時所有的僚屬均認為經此一戰，所有飛機已是殘缺不堪，不能起飛再戰，且本隊又無作戰任務，然……機械人員儘量趕活也只能勉強拼得三架，正當進中飯時刻，果然又傳警報。

（韦鼎峙《抗日空战》）

由于91式战机性能远低于来犯的95式、且也过于老旧，9日升空作战时，各人事先约定，只作一波攻击就脱离战场。到1月10日，第五次空袭警报响起，他们再次升空索敌不遇，韦一青的长机在空中突然发动机停转。但得益于早年广西航校所做基建，省境公路两旁拓宽有多处临时迫降场，韦即安全迫降于宾阳公路，检修后当天飞返南宁。

日机飞临人烟繁盛的南宁，仅轰炸了机场，且炸弹也没有投准。当时已撤退至柳州的中央航校，也未受袭击，32中队的老爷机算得上不辱使命。政府又将一架敌机残骸拖到南宁市区展览，鼓舞民心，参战飞行员韦鼎烈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

南宁军事最高指挥机构、县政府、党部、学校及民间团体，连日来亦纷纷携带水果礼品前至桃园路空军三十二队队部慰勉，一时户限为穿，……其中有位海关足球队队员梁灿，一次与本队作足球友谊比赛时，突被我队分队长杨永章无心绊倒，立即口出恶言，几乎动武，后经裁判员劝解，仍然耿耿于怀，这次空战后，梁灿却自动率同海关球员多人前来祝贺慰劳，并亲向杨分队长道歉，从此误会冰释，成为至交，这确是这次空战中的一段佳话。

起初我对南宁这场区域性的小空战并没有多留意，浏览抗战前期的空军作战史后，才觉得南宁这一次除了战果，其实过程都相当流畅难得。整个抗战期间包括初期淞沪、武汉等各次大规模空战以及后来中央航委会指挥下的历次各种规模作战行动，可以说至少半数飞行员阵亡得都挺冤枉的，而大量的飞机是被炸毁或损毁于地面。国军着力宣扬的“四大金刚”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李桂丹，三位在抗战头半年已经牺牲，其中高、刘都不是在空中战死，而分别因为地面瞎指挥和通讯不灵殉职；而李桂丹在38年2月汉口空战中阵亡，是防空警报迟钝而地面指挥为了节省航油将升空时间卡到最迟，我方战机才升空1000多米，敌机已从3000米高空扑下迎头痛击；且该种情况反复发生。而反观南宁空战由一线人员自行计划作战，决策迅速、提前量充分，地面陆军配合，乃至在意外发生时，还能得益于对地形的熟悉和早期基建预备而减少损失，这一切条件在他们并入中央空军后的作战中，都很难再看到。大一统下中央行政系统如何组织大范围大规模的动员和统筹的问题，直到内战也没有能够解决。

本次空战参战的韦一青等人一年后再参与武汉空战，遭遇过和李桂丹阵亡时类似的起飞指令延迟情况。四大队飞行员龚业悌的日记留下了一笔记录：

其实是空袭警报又延误了，赖有32中队一干人冒险强行起飞缠斗，利用英制“格机”的性能优势，渐渐追平高度，日机不及在机场上方投弹、匆忙逸去，没有造成更大损失。

图：高志航阵亡经过及航委会指挥范例

“杂牌”与“嫡系”的隔阂

两广空军的收编，从人员到资产，是完全彻底的。但蒋桂、蒋粤对立多年，感情隔阂不易消除、现实层面戒心仍在，就造成这些合并过来的两广空军，从上到下，仍在各方面区分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空军，时人称为“杂牌”。之前并入的东北空军理论上也属“杂牌”，但东北沦陷多年，飞机全数沦于敌手，人员怀有流亡心态，无力作政治斗争；广东空军实力强而合并晚，冲突更剧，被收拾得也最惨。首先是收编之初、中央航委会通过重新甄别考核，将一大批原广东飞行员打为“丙下”，予以降级、淘汰或转为地勤（抗战开始后，又把这些“丙下”召回重新任用，照样建立很多战功），留用者也多数降级任用。其次是口头贬低挤兑，中央航校政治训练处处长蒋坚忍在大会上多次发言指广东人素质低下、广州市容紊乱，陈炯明、陈济棠不自量力对抗中央等，甚至印刷出来发表7在航校周刊上，引发粤人反弹，广东出身的航校教育长兼空军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找人撰写文章《广东人应有的觉悟》（丁本身是德国华侨，中文水准不足以成文），署丁的名发到香港报纸控诉反驳，引发粤籍中央委员不满及海外侨团抗议，侨团并威胁停止抗战捐款。事后丁纪徐被军法审判、撤职降级，蒋坚忍被通报申斥。广东空军人多人才也多，留下很多这方面记录，一两段难以尽述。广西空军合并时抗战已经爆发，用人之际，逃过了“丙下”之类闹剧，但合并之初即每人降了一级，战斗安排和叙衔表彰等方面待遇，与广东类似。但抗战初期形势危急之下，没有哪个大队有条件有所保留，三、四、五大队全数投入战场、全都伤亡惨重；更明显的区别，日后才体现出来。

第七、八中队加入前线

37年夏末先一步北上但直到新年开春才分配到飞机的七、八中队，在后方延宕日久，耳闻上海南京陆续陷落、前线形势步步恶化，求战情绪极其急切；而前期被耽搁几个月，又领教了调度、指挥、通讯以及自身导致的种种掣肘，也令他们极其焦躁。韦鼎峙回忆1938年初他们刚刚移防湖北时的情形：

此后若干天都有敌机空袭，虽然全队起飞迎战，皆以索敌困难，发现太迟，距离过远，空战不成立。每于归队后，即举行检讨会，许多人纷纷慷慨陈词，颇有怨言，其间有李膺勋和梁志航，情不自禁激动得大哭起来。总站长刘超然先生，东北空军，与高志航同学，闻悉莅临，明白个情后，多加慰勉。记得他说：「我待空军时间很长，接触部队很多，尚未见过像贵队这种高昂士气；不过抗战乃属长期性，何愁没有杀敌机会」？

（李膺勋，广西航校一期，七中队分队长；梁志航，广西航校二期，七中队队员）

38年1月，两中队在襄樊与敌机遭遇，因为经验不足，以多打少的情况下被对方逃逸。八中队副中队长朱嘉勋气得着陆后不肯下机，坐在机舱里哭。朱嘉勋在本年8月受重伤退出战斗序列之前，共击落日机六架。

1938年3-4月徐州会战（台儿庄空战）

1938年3月，徐州告急，七、八中队北上支援李宗仁所率第五战区陆军。3月17-18日，两中队18架飞机从孝感机场出发，轰炸鲁南日军阵地，并在回程中击落日轰炸机两架、侦察机一架，己方无损失。这次出击算得上人员整齐、战果斐然，七中队飞行员韦鼎峙回忆作战后大队人马降落归德（今商丘）机场后的情形道：

所幸第二天分队长欧阳森自行驾机返回了，他单机追杀一架日机直至击落，因油尽迫降徐州，快要落地时才发现左手食指不知何时已被打断。降落后他打着手电筒在机舱里摸索，想找回食指上佩戴的金戒指，结果戒指没找回，却摸到了自己断掉的指头。地面友军于当天目击空中的战斗，士气振奋，听说有飞行员来到，更加新鲜，要求报告空战全程，欧阳于是报告完毕之后，才揣着泡在药水里的一截食指飞回来。

欧阳森的报告

七天后的3月25日，两中队出动飞机14架再次执行轰炸任务，回程在归德（商丘）上空遭遇日军飞机18架伏击。32架飞机在天空翻滚缠斗，日军官飞行日记记载：“3月25日于归德附近与支那强队遭遇，空战之烈，前所罕见”。此役击落敌机6架，自身损失6架，副中队长何信、分队长莫休、李膺勋三人阵亡，大队长吴汝鎏、八中队长陆光球、队员黄名翔等人负伤住院，七中队韦鼎峙飞机中弹跳伞，在空中仍被日军扫射，受伤落在田野，被当地农民多人救回村里，因重伤口渴索水，一位老大娘发出经验之谈道，重伤员需喝童子尿。于是抱出几个男婴，供他挑选。此后村民轮流抬担架将他送至医院。他晚年在台湾回忆乡民救助，也提到这次空战出发前的一些情况：

在空军忠烈录第一辑上册（159）页，有记载学长（梁志航，广西航校二期，七中队队员）事迹，其中与我有关处：「烈士因与同僚飞行员韦鼎峙争驾飞机出发，不得，致起口角，至于流泪」。事隔半世纪，由我来见证，说明原因及经过，是恰当不过的。当民廿七年三月廿四日清晨，吕天龙队长排定待命人员中，有学长任务，到下午吴汝鎏大队长由汉口回孝感后，宣布即刻出发河南归德，准备明晨拂晓攻击台儿庄北面敌阵，及支持友军反攻。出发人员编组名单中，有我没有他。我防他提出问题，所以大队长刚讲完话，我就起脚上飞机，立刻开车，做好起飞准备，果然他来了，爬上飞机，想把我拖下去，被我坚拒，遂大吵起来。幸得吕队长机在傍边，遂下机赶过来排解，学长很不甘心，含着泪水走了。

除了当时空军炽盛的求战欲，读这段可能还会注意到：从兰州接机开回前线时，七、八中队共22名队员每人都配备一架飞机，此前的空战中，也未有伤亡；为何此时七中队韦鼎峙和梁志航两人都没有了自己的飞机，需要抢第三人的座机？因为空战前某日，武汉傍晚响起空袭警报，七中队全体12架机奉命升空到武汉上空巡航警戒，两小时过去，不见敌机，燃油将尽，飞回驻地孝感，但按军法，空袭警报未解除不得降落，于是孝感机场不许他们降，又飞回汉口机场。此时空袭警报仍未解除，地面夜间战时灯火管制、一片漆黑。各机航油接近耗竭，不得已散开队形各找地方迫降，最后仅有三架飞机在汉口机场降落成功，其余摸黑迫降在汤山、应城、皂市各地，毁机四架，重伤两人，其中一人单眼失明不得已永久退出战斗序列。韦鼎峙、梁志航分别迫降在应城和汉口，机毁人平安。事后发现是汉口地面指挥部疏忽大意、忘记还有一个中队还在天上，直到孝感机场电话报告，才匆忙命令汉口机场打开探照灯引导降落。

第二次归德空战

4月7日以后，国民党地面部队获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4月10日，以三大队副大队长林佐带队，七、八中队剩余的9架飞机连同四大队分拨来的9架共18架驱逐机从孝感起飞掩护轰炸机执行任务，回程再次在归德上空遭遇日军伏击，击落敌机三架，自身损失八架，三大队、四大队各阵亡一员，七中队长吕天龙重伤入院。同一战区的四大队队员龚业悌前一天刚刚在汉口中山公园参加了25日归德空战中死难的何信、莫休、李膺勋三人的追悼典礼，第二天便接到队友在第二次归德空战中机损人亡的消息。他在日记中气愤地指，在已经遭到过伏击的情况下，第二次仍冒险按原路飞行，更何况飞机还比上一次更少，实属指挥者不负责任；且轰炸队都在家里趴着，不知为何总让他们驱逐机去飞学非所用的轰炸任务？

3月25日和韦鼎峙争飞机而不得的梁志航在这一天出战并阵亡。

1938年2—8月武汉会战

台儿庄空战过后，三大队七、八中队各阵亡两员、伤若干，从起初的连正副大队长在内24人机，还剩下8架飞机和7个飞行员可以作战。不得已将轻伤未愈的八中队队员江秀辉从医院里偷偷叫出来，才使8架飞机各自有主，飞回汉口与四、五大队以及苏联志愿队集结。此时是1938年三四月间，原驻南宁的第三十二中队到衡阳接收英制Gladiator战斗机（国军称为“格机”）后，也移驻湖北孝感。至此中央空军三大队全部加入前线战斗，1938、1939两个整年，三大队是完全由广西空军班底组成的大队，也是抗战期间空军唯一整建制的“杂牌部队”。

武汉会战持续半年余，三、四、五三个驱逐机大队全部参与，期间发生2.18、4.29，5.31三次大空战。三大队在武汉的空战记录从4月到8月，参与429、531两次大战，中小空战若干，其余每天起降巡防，不计其数。38年4月29日是昭和天皇生日，日军当天出动飞机39架空袭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中国空军提前得知情报，全体起飞迎敌，击落日机21架，己方损失飞机12架，牺牲一人；三大队朱嘉勋、莫大彦各击落敌轰炸机一架。三十二中队在7.16空战中由莫更击落敌机一架，牺牲者莫更、莫休、何信、李膺勋，副大队长林佐（广东航校三期）于某次执飞时发动机故障迫降牺牲。此后七、八中队于7月移防江西湖南一带，三十二中队亦于8月底离开汉口赴湖南衡阳进而广东南雄，负责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空防。

1938年7月18日南昌空战

38年7月初，七、八中队剩余队员7名移防南昌，与同样损伤惨重的四大队二十五中队（队长汤卜生）、苏联志愿队3个编队（27架）一起，组成战斗机机群巡防南昌。7月18日，日机13架从东西两边分路袭击南昌机场，中苏联合编队在陆续起飞迎敌过程中敌机已到上空，现场一时十分混乱。此战八中队陆光球、莫大彦合作击落日机三架，但分队长黄莺在空中救援苏联志愿队战机时，被敌机盯上从后袭击而中弹机毁人亡。黄莺从军之前是广西大学化学系学生，查阅广西空军幸存诸人回忆录时，他是被提到次数较多的人之一，一是学业优异（航校二期毕业成绩第一），二战绩卓著（参战半年，击落敌机五架），此外好学善思，对当时尚不完善的空军战术、装备性能，都提出很多建议。他参加几次空战之后，建议为了保护飞行员，在全军战机座椅后加装钢板，得到采纳。不止一个飞行员的回忆录中提到这块钢板。原四大队张光明回忆道：抗战初期的战斗机是开放式座舱，飞行员缺少保护，但管理者不了解一线苦衷，飞行员怕被讥为贪生怕死，也无人愿意公开指出；总算后来航委会给座椅加了保护钢板。五大队的陈瑞钿回忆，某次升空之前一位广西籍机械师在他座椅后装上一块钢板，空中这块板子被子弹打得铛铛乱响。大部分同僚不知这个建议来自黄莺，而他本人也没来得及受惠就牺牲了。黄莺本名黄廓，航校二期入学时有一次集体更名事件，起因是有一人年龄不到冒用表姐身份报考，考上后申请改回原名，得到批准，大家发现还能这么干，于是纷纷申请，最终全班三分之一学员改为自择名字。他喜欢黄莺高飞善鸣，于是以之自名。牺牲后灵柩返乡，老父致祭，以“莺儿“呼之。为人明快果断，婚姻系自主恋爱、闪电结婚。家中胞弟，在后来飞虎队进驻广西期间，因为帮助美飞行员遇难。新青年的一家，看资料时印象很深。

黄莺战死的情形，如他的战友回忆：

當時在地面的人，都看得十分淸楚，有一架單翼「九六」式敵機，緊追躡著一單翼E—16式機，跟著又有我們一架雙翼E—15式機下來營救，不幸在我雙翼機後面，卻又追下來一架單翼「九六」式敵機。四架追逐，連成一串，此種空中奇景，煞是壯觀！像這樣急降追逐中，其結果是單翼機因阻力小，加速快；雙翼機阻力大，加速慢，形成第三架雙翼E—15與要攻擊的前面第二架「九六」式單翼敵機距離，逐漸拉長，而雙翼機後面的單翼敵機，則愈來愈接近。當我們那架雙翼機開始攻擊敵機時，被其發現而逃脫，可說支援營救前面第一架E—16機，是成功的。只可惜雙翼機營救心切，待見敵機放棄目標時，已先被後面追上的敵機開槍擊中。結果前面第一二架敵我飛機，均已各自逃散，惟有我們那架雙翼機，保持著一個姿勢，筆直往下急衝，終於轟然一聲，衝到機場邊的泥土裏去，頓時機身碎片高飛，濃煙一片。地勤人員奔跑過去營救時，旣摸不著飛機，也看不見飛行員的面貌，更找不著他的忠骸，只憑飛機尾巴上的幾個小號碼（P—5873），才查明是黃鶯烈士殉國了。

（《抗日空战英雄黄莺烈士》，韦鼎烈，广西文献）

又，空军飞行员几乎人人有外号，黄莺的外号也和鸟有关。二期学员有一次上英语课前，因当堂将有测验，黄莺遂在课前上台带领大家预习一遍。那篇课文讲一种鸟，聪明会说人言，让读者猜它的名字。众人多猜鹦鹉，黄莺说，是八哥。于是台下有人提议叫他“八哥”。继而又有人说，叫哥太尊称了，就叫黄老八吧， “于是大家高兴鼓掌”，黄莺从此外号黄老八。国民党迁台后，三大队驻扎屏东，为了纪念，将当地空军招待所命名为“黄莺俱乐部”。建筑后被火焚，但查地图今日屏东还有餐馆叫“黄莺聚乐部”，因为店主的父母相识于那里。

1938年8月18日衡阳空战

7月18日南昌空战后，三大队七、八中队移驻衡阳。8月18日，日军轰炸机27架自安庆来轰炸衡阳机场，三、四大队共10架飞机起飞拦截，击落日机三架，七中队赖崇达在地面被炸弹击中殉职，分队长黄昌琳（广东航校六期，广西空军改编之初派中央航校当教官，本月刚刚从后方补入）被击穿下颏，重伤离队。有战时宣传刊物说他当日机来袭时抢先起飞、在空中做出以一当二十七的英雄事迹，连他当时不在现场的战友也见到报章而相信，传述替他扬名。但黄昌琳自己的回忆倒是很平实地描述过程，就是三大队7架、四大队3架飞机在三大队副大队长徐燕谋（广东航校三期，同样刚刚由后方教官转入前线）的带领下升空作战，没有提1打27，从其他队友回忆中，当天他因为在最高位置，得以第一个发起攻击，被敌围攻而受伤迫降，以一当众的传言或者是如此而来。

我机羣当时在吴大队长汝鎏率领下，虽发现敌机时，因关系位置不佳，无法截敌攻击，只有黄副队长，因行动较自由，利用高度，发挥机动，遂抢得一次攻击机会。渠因单机攻击，被敌火网纒着，座机中弹停车，人已昏迷，机成「尾旋」下坠。惊醒后，立卽将飞机改正，惟感呼吸困难，胸前沾满鲜血，以左手触摸面部，已知被敌击伤左下颚，口中亦流血不止。

此战四大队25中队长汤卜生击落一架敌机后，被七架敌机围攻战死。他是被传在1938年5月初单机飞到已沦陷的南京上空谒陵的人，其本人也曾撰写《五七飞京谒陵记》发表在空军报刊。但此目的据考证也不确实，汤卜生确实单机飞去南京，但是为了给当时在宁的裕仁天皇之弟秩父宫亲王空投信件。蒋介石日记38年5月6日载：“上午，主持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训话并聚餐。令空军飞京，投函于秩父宫之住所，予以警告。”我认为较为可信的考证详见《虚构的谒陵：1938年国军战机空中拜谒中山陵事件之内幕》（澎湃历史）。战时宣传记录，真真假假，遗憾的是最耸动的说法往往最易被采信而进一步传播。

1938年8月29日南雄空战

七、八中队经过前述一系列战役，战力所剩无几，没死的也在治伤。1938年8月下旬，三十二中队9名飞行员由大队长吴汝鎏带领，自汉口前往粤北南雄，执行粤汉铁路空防任务。29日傍晚进驻南雄机场，第二天早晨即有日机来攻击。三大队以9架飞机对敌22架分两批的进攻，大战达两小时，击落敌机7架，己方损失7架，大队长吴汝鎏、分队长马毓鑫阵亡，5人受伤，其中战功卓著的中队长朱嘉勋头部重创从此退出战斗序列。吴汝鎏出身广东空军，广东航校三期毕业，是参与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老飞行员，在广西航校担任教官、队长多年，战死时不过32岁。三十二中队在这一战中又几乎全部损失。

日军情报迅速、出击准点的原因，是当时各地汉奸无数，中国部队一举一动，都有人各种点火堆、用镜子反光、发放信号弹，给日军报信；有德、意神父主持的天主教堂也参与其中。三十二中队队员韦鼎烈在空战中跳伞受伤，一侧大腿中四弹，送到教会医院，主刀的意大利医生看后说需要截肢。韦大为惊恐，竭力拒绝，才避免被砍腿的命运，改为仅开刀取出弹头，后来听说该医生竟也替日本人做事。

因为这次空战三大队是驾驶英国的主流战机“Gladiator”与日军当时的主力型号95式、96式对战，战事过后，英国方面派两位驻香港武官驱车到南雄医院拜访受伤飞行员，询问使用体会，类似售后回访。

1938.9.7衡阳车祸：第二次重大非战斗减员

七、八、三十二中队在37年8月编定时，分别有全员12、12、14人，后来七、八中队又各补入一人。我根据空战记录大概数了一下，38年8月底南雄空战之后，没有阵亡或因重伤永久离队的，七中队还剩三名，八中队还剩六名，三十二中队伤情不详，还余九名活着。七、八中队的伤员受伤较早些，此时渐渐恢复，集中到衡阳负责空防。日机对粤汉铁路侵扰密集，因此每日起降频繁，9月7日，空袭警报解除得晚，全队离开机场返回宿舍时已天黑，交通车驶过粤汉路平交道时，被南下快车迎头撞上，全车二十余人非死即伤，飞行员受伤十三人，七中队欧阳森、八中队陈业干伤重不治。

飞行员韦鼎峙回忆自己在第一次归德空战迫降受伤后，被老乡们以担架抬着转移途中，听到飞机声，不知敌我，遂走避树下，在树荫下仰头辨认，乃是自己的机队；但数来数去，仅数得七架，瞬间悲从中来，思想清晨出发时是十四架，不知另外六位战友是否平安，现在哪里？衡阳车祸发生几十年后，八中队中队长陆光球以一种不知道在哪儿旁观的视角，写包括自己在内的三大队剩余成员转移的情景：

事件发生后，第三大队奉命调入四川梁山驱逐总队整训。整个大队空中转移的时候，只有副大队长徐燕谋领着陆光球等4人驾机飞过三峡上空进入四川，其余飞机因飞行员受伤，无人驾驶，奉命在衡阳移交场站接收。

三、“广西大队”的结束

梁山驱逐总队——在梁山的空战——桂南会战——“空中游击队”—— “广西大队”最后的作战记录

1938.11梁山空战

梁山（今重庆梁平区）驱逐总队是驱逐机部队补充训练的机构，由苏联顾问培训。陆光球记录道：

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和第十五独立中队于1938年9月前后陆续调到梁山，由驱逐总队领导整训。这些部队都是两广“杂牌”，经过将近一年的奋战，人员伤亡很大，有的中队成了“光杆司令”，只有一个中队长陪伴一个飞行员；也有的中队成了“独脚将军”，只有一、两个飞行员就顶一个中队，连分队长都没有。因为两广航校均已并入中央航校，没有毕业学生，所以新飞行员的补充实际已经后继无人。这些部队都只能寄希望于伤员痊愈归队，颇有哀兵之感。

这些“杂牌”部队自从改编为中央空军以来，由于奖赏问题、驻地问题、飞机分配问题、人事安排问题等等，觉得并不像说的那样“一视同仁”，相反歧视排挤情况日益明显。开始产生怀疑甚至不满。蒋介石喜欢用“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来晓谕他的部下，但是两广飞行员聚在一起时，常常把蒋介石的这个口号改成“有敌有我，无敌无我”。意思是说：现在有敌人存在，要我们打仗，所以有我们一碗饭吃。等到将来把敌人打垮，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我们的饭碗了。“杂牌”对于战后的前途颇为敏感。虽然处于如此环境恶劣、情绪波动的时刻，“杂牌”部队抗日的决心始终不懈。

1938年11月某日，日轰炸机9架再次从汉口飞来轰炸梁山机场，时隔不久的上次空袭中，苏联顾问领队以密集阵型索敌，导致发现太晚、攻击不及而被日机投弹后逃逸（苏联方面坚持以整齐队形密集应战，中国飞行员主张疏散编队，双方屡次意见相左而发生冲突，在南昌空战中即见过记录），本次即由三大队第八中队长陆光球自动担任总领队，率领第三大队E-15四架、第四大队E-15两架、第五大队“格机”三架、第十五中队“霍克”两架，四个大队凑出四种型号11架战斗机，以疏散编队进行分层拦截，交战地点正在梁山县城上空，攻击枪声响彻云霄，引发群众围观。是役击落日机6架，己方人员无损失，伤飞机两架。此战虽然胜利，但十月武汉沦陷后日本飞机侵入大后方的大势已定，1938年10月，重庆市区首次遭到轰炸；1938年11月，广州沦陷。此时空军人机两缺，无力进行大规模战斗，航委会遂决定将战斗机部队调到兰州轮训，基本放弃了华南空权。日军占领广州后，以白云、天河两机场为基地，频频出动轰炸中国军队和平民。

日军进攻广西

东南沦陷后，可用的国际空中交通路线仅剩西北的伊宁——哈密——兰州一线，其余均被切断。法属印度支那海防港到昆明之间的滇越铁路成为装备物资输入的主要动线，1938年的物资运量是1937年的4倍。日本于是更进一步计划攻占南宁，截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桂越公路等国际交通陆路。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日本借此时机，以陆军一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军舰70余艘、航母2艘、飞机约100架，总兵力三万人，10月出发进攻广西，开始实施期待中“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11月24日，攻陷南宁。

“广西大队”四人三机的空中游击

根据国府《桂南会战空军战史辑要初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列出国军初期计划参战的空军兵力包括：轰炸机四个大队（其中三个为苏联志愿队）35架，驱逐机三大队3架、四大队25架、五大队20架、独立十八中队6架、两个苏联志愿队共30架；然而查战报和交战记录，在一线作战的，远远不到此数。因广西冬日天气恶劣、机场被炸、航油续航不足之类原因，志愿队中有若干迟迟未到，国军主力原在兰州轮训，也有部分并未出发。再查为何三大队只有3架飞机也要派出，是何背景，实际是当时大队新任大队长陈瑞钿、三十二中队长韦一青、队员唐信光三人，奉命由成都前往桂林接收工厂修好的三架“格机”，要飞回兰州交驱逐总队；桂林空军二路司令部因战力缺乏，将三人留下助战：

……邢剷非飛行前輩，因桂南戰事吃緊，遂召集陳瑞鈿及韋一青兩位壯士商議，據他二人當時表示：此行雖是奉命返柳處理隊務，於今國家需要徵召，吾人只有聽從指揮節制，盡我軍人本分。……

況且韋隊長對地形非常熟悉，研判可利用昔時廣西航校所開闢的臨時迫降場作輔助，以增強機動，是以應可發揮該有之戰力, 配合敵我情勢，採取游擊、牽制及奇襲等戰法，對地面友軍士氣鼓舞，當可以收到預期效果。當時二位豪氣萬丈、敵愾同仇……

（韦鼎峙《抗日空战》）

三大队八中队副队长陈业新稍晚时分由兰州到柳接收工厂修好的E-15，也被留下。于是三大队四人三机（唐信光接收的一架格机后来又坏了）加入战斗，因韦一青、唐信光均为广西航校毕业，熟悉地形，故利用广西空军早年基建，平日将飞机停在机场外山洞中或隐蔽处遮掩行踪，以武鸣、都安、融安等地方小机场为中转站，或单机、或两三机编组机动作战，有时拦路截击日本军机，有时突然袭击日军阵地、扫射地面敌军，出击次数较“正规军”还多，真正干成了空中游击队。中方空军在桂南作战期间总共在空战中击落敌机11架，其中三大队战果四架，五大队一架，四大队与苏联志愿队击落六架。

至12月底，广西前线空军指挥部报告云：

连日作战之结果，虽能予敌陆空军以若干之损害，减少敌空军对我陆军若干之威胁，尤其在粤北方面敌机活动骤少，仅两、三架之小行动而已，因被我吸引至桂南也。然敌恃其优势之兵力，我终未能予敌空军以彻底之打击。我出动前线之兵力，至是已损伤过半，加以志愿军作战思想与我指挥官之意志不同，指挥不敏，行动迟缓，我驱逐机性能较旧，轰炸队训练不良，而敌现在长江中部及南战场使用之兵力，约共三百五十余架，我机倘继续在前方与此等优势之敌空军角逐，不久将有全部损耗之可能。

据此判断：

空军宜即转移四川，在后方与敌轰炸部队作战，并留备最紧急时期使用，以达持久之目的。

三大队“空中游击队”的四名成员之一、三十二中队的唐信光回忆：

唐信光身在一线的记忆符合他当时的感知，但实际上四大队12月30日尚在柳州有一场空战，与苏联志愿队共42架飞机对战日本战机18架，共同击坠敌机6架，之后才飞回重庆。三大队并非独自留下，只是独自出战罢了。12月27日，南宁东北的昆仑关地面争夺最激烈阶段，三大队3架能用的驱逐机奉命出动掩护苏联志愿队3架重型轰炸机往前线轰炸地面日军，配合陆军进攻，轰炸机安全返航，三大队两架格机和一架E-15遭遇日96式驱逐机两批共15架，与5倍之敌在昆仑关战场上空战斗约20分钟，击落日机三架，陈瑞钿座机油箱中弹起火，飞回本方阵地后跳伞坠落在稻田中；陈业新座机与人均中弹，飞至柳州迫降，机毁人伤；韦一青座机被击中，因离地太近、跳伞不及，人机同坠于昆仑关敌我阵地中央。“时我地面部队，目击烈士杀敌之勇、死事之烈，乃冒敌人炽烈炮火，奋勇冲杀，将烈士忠骸，夺回于敌阵地之前。”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

桂南会战空军战史辑要初稿

因昆仑关大捷，柳州空战宣传为取得极大胜利。空军四大队回到重庆之后，郭沫若组织了慰问团，赠送“凌云英雄”锦旗，“怒吼剧团”进行了慰问演出，军方刊物《中国的空军》组织座谈会并办了纪念专辑。但1940年1月，日军反扑，2月3日，昆仑关得而复失，2月22日，蒋介石飞临柳州，在羊角山下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召开桂南会战检讨会，师长以上一百余名将领参会，处分了自白崇禧、陈诚以下多名高级将领。会址今天在肿瘤医院门口的一个家属院里。楼前据说有民国柳州空军公墓的碑石（文革中墓被毁，墓碑重新安置该处），我去的时候不知道没看见。

桂南战役检讨纪念馆

三大队的四名空中游击队成员，唐信光留队升任分队长，陈瑞钿虽然获救，但头脸全身烧成重伤，战地交通阻隔，三天后才送入医院，造成全身伤口感染发炎，一度病危，从此毁容；陈本为美国华侨，在美曾学习飞行，1932年回国报考中央笕桥航校被拒，后转报广东空军华侨班，历任广东空军第六队队长、国民空军五大队28中队长、三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抗战中击落敌机8架。他辗转回美治伤，1944年伤愈后，返回中国飞驼峰航线，抗战胜利后在波士顿邮局工作至退休。陈业新身中三弹、跳伞得救，归队后任五大队中队长，但40-41年中国空军因装备堕入绝对劣势而避战，他（很可能是在经历了导致五大队被取消番号的天水毁机事件之后，后详）被调至新疆伊宁空军驱逐训练总队当教官，又没有学生；陈业新本来在广西空军合并之后被派任后方航校教官，38年8月经本人强烈要求才调到前线作战，12月昆仑关一战而伤，此后又回到大后方坐冷板凳，心情愤懑，于1941年在伊宁宿舍中以猎枪自杀。

韦一青没有因为昆仑关战役获得陪都诗人献诗、剧团献演的哀荣，名字却曾经意外地出现在梁羽生在香港大公报的《联趣》专栏中（后收入《名联观止》）：

空军三大队的“广西大队”时代，也随着昆仑关战役而结束。八中队队长陆光球晚年整理广西空军战史，历数每场战役的战果和牺牲的队友，昆仑关空战是结束的一篇。收尾他写道：

四、 广西空军的后三大队时代

中国空军的避战时期—— 天水事件——广西空军诸飞行员的下落——吕天龙和陆光球

1938—1940年之间中国空军的日子，只能说是从黑暗到更黑暗。飞机靠苏联分批供应，飞行员在后方抓紧培训，战力续上一批、打完一批，1939年起，随着苏联与日本关系改善，苏联大幅度削减对华军援，志愿队也逐渐回国，至1940年底完全撤出。空军的剩余战力只能集中在重庆、成都、兰州三地，也无力对陪都作充分的空防。1940年9月13日，日军首次以零式战机出动至重庆轰炸机场并搜索中国空军机群，“零式”的速度、武器配备、留空时间等性能相对之前的主力96式都有飞跃式改进，中国空军事前不知，毫无心理准备地仍以旧式俄制E-15、E-16迎战，遂在重庆璧山上空，遭到历史性的惨败，日空军未损一机一人，在空中击坠中国战机13架、击伤至迫降损毁11架，我飞行员阵亡10人。1941年3月14日，空军第三、第五大队又在成都双流上方与日军零式战队空战，以31架对敌12架，再次惨败，刚刚接回的新机（五大队原配备一批法制飞机，性能极差，系紧急换装了较新的苏式E-15）毁机十七架、阵亡八人，五大队大队长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中队长周灵虚这些从抗战初期一路打过来的功勋飞行员，全部阵亡。从此中国空军进入彻底的“避战”时期，于日本空袭之时，不作正面冲突，驾驶飞机在大后方来回转场躲避。

天水事件

这一阶段的广西空军，机械官、机务、地勤等辅助人员固然是早已打散，如曾经自行设计战斗机的柳州厂总工程师朱荣章，航校归并后被接连迁转，最后降职去成都工厂任普通机械师；他感到用非所长，本来就是连中文都不太会讲的美国公民，索性在1940年辞职回到旧金山当美国海军工程师去了。其余离开空军自寻前程者更不在少数。飞行员幸存者也有部分被调到后方，尚留在战斗序列的飞行员，有吕天龙、陆光球、曾达池、韦鼎峙、江秀辉、唐信光、何觉民（在314双流空战中阵亡）等约不到十人，双流空战五大队几乎全灭后，原七中队队长吕天龙接任大队长，曾达池接任副大队长，也只是奉行政策，终日避战，保存队伍而已了。结果避战中再出事故，1941年5月26日（日期一说6月，未知孰是），日机空袭成都，因吕天龙胃病发作、曾达池因公去兰州，报上级改由资深中队长余平想（广东航校六期甲班）领队，驾驶大队全部17架飞机起飞避战。按常理及惯例应西飞雅安、松潘等机场，但指挥部命令他们向东飞去汉中。当时日军控制河南南部多个机场，汉中在攻击半径内，果然停留两天后，日机又袭击汉中，这次飞往广元，但广元机场太小容纳不下，又飞往天水，天水机场又令他们飞固原。来回拉锯拖延之间，航油将尽，不得不在天水强行紧急降落；刚刚落地，日机6架“零式”来袭，对准机场扫射，将16架飞机全部击毁在地面（另一架落后编队的飞机在空中已被击落，但当时各机无空中通信设备，长机也不知道）。事后指挥部隐瞒他们命令战机飞到日军攻击范围内的责任，将罪责全部推到一线飞行员身上，处分结果，遂取消空军第五大队番号，改称无名大队，全队佩戴白底红字“耻”字徽章，蒋介石并下令枪毙吕天龙、余平想等人。经白崇禧婉转求情，改为军法审判走过场后将几人释放，但也已收押近一年。

黑暗局面的改变要到41年底珍珠港事变导致美国参战才迎来转机，但到战况扭转之时，空军一线飞行员里剩下的广西飞行员，已经只有原八中队的江秀辉（广西航校二期）一个了。江秀辉后来的回忆录里说：

江秀辉说的“杂牌”当不止广西空军，而包括广东在内。广东人力雄厚，广西空军在昆仑关一战后完全支离破碎，但广东出身的飞行员当时尚能成军，没想到大反攻时也全都没有了。南京航空公墓今日已不是热门地方，谁知道冷门中还有更冷门，多少人是因为《巨流河》里的张大飞去找到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拍下空军三大队28中队分队长张大飞的名字，他写给齐邦媛的信中那种身边队友连续牺牲、自己深知有日必死的信念又是多么坚毅动人，然而张大飞写信时（1944年）的空军伤亡率已经远远低于抗战初期，当时的空军战局，在这些抗战初期“杂牌”飞行员的回忆中，是“笔者在1942年调充中央民航公司任驾驶员，陈纳德组成飞虎队以后，空战处在顺境，虽知一二但不够具体故停笔”（广东航校三期陈晋，五大队分队长），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顺境”！广西空军1938年度的王牌飞行员朱嘉勋，在38年8月的南雄空战中头部重创，伤愈后转事文职，因难合而干脆离开军队，国府也没有管他，他与胞妹一家住于广州一大杂院中，深居简出直至1980年脑溢血去世。虽然49年后因为身份也受到冲击，但其实抗战胜利后就已经一度生活无着了。

广西空军这拨人，虽然人数不多，但确实是具有一些统一特征而可以单列一类的。抗战初期，周恩来曾称赞中国空军道：“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而他们何止年轻，简直是纯洁。民国时各地方军阀培养的空军，主要是为了内战（而内战经验对抗日空战并无太大裨益，因空军在内战时期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协助攻击地面军队而从不进行空中的战斗）；而广西航校的学员毕业就赶上抗日，到抗战胜利时，或死或去，两广空军中很多华侨子弟，抱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想法，都在抗战结束时功成身退，绝大多数人一天内战都没有打过。广西条件有限、创业艰难使得他们显得土气而严谨，没有中央航校或有的太子习气和广东空军的豪华做派。然而在国军不能说他们得到了公平的待遇，多人因此在49年后留在大陆。

吕天龙和陆光球

吕天龙是印尼华侨，广西航校一期的佼佼者，带队作战时进退有方、照顾同僚，在队友中极受敬重，军中也有声望，因天水毁机事件无端入狱，灰心得很，取保后一度回到桂林出家为僧。消息传到陪都，国府高层觉得传出去太不像话，李、白加上空军司令毛邦初连发电报，又把他连劝带逼拉了回来。1944年春，英国在伦敦召开同盟国空军战术战略研究交流学会，因规定出席人员的条件甚高（任过作战部队大队长职务；军阶少校以上；通英语不用译员），一时难凑到人，于是吕天龙奉派出席，为期一年。回国之后，也曾经振作想做些事情，但最终素志不遂、奉派闲职，遂在1949年，不顾李、白电邀并派机来接，执意转道香港留在大陆；同样因天水事件受到严惩的广东航校六期中队长余平想也在新疆参加了起义，投奔新中国。

吕天龙的后来是这样的（妻子回忆）：

余平想在释放后被派去新疆迪化担任航空站长。他的后来则是：

陆光球，广西空军改编为三大队时的八中队队长，进入广西空军之前，是广西大学1928年成立时招收的第一届学生（预科），校长是马君武；全队北上中途困守西安时与吕天龙一同东奔西走求助的正领队，在归德空战中面部烧伤还未康复即重返战场，要“焦面抗战”的资深战斗员，也在美援加入后转至了后方。他没有经历吕天龙的蹭蹬磨难，甚至还因为本土空军界出身加壮族身份，在46年当选广西省国大代表。到1949年，他以国防部第三厅处长身份，从台湾返回大陆。刚刚起义来归的空军人员是受到过任用的，陆光球还曾接受空军司令刘亚楼的接见慰问。1956年从空军转业时，他拒绝在政府中任职，到长春十二中担任数学教研组长，因教学成绩斐然、与学生关系亲密融洽，文革中“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子女悼念原文），改开后还能与海外的昔日战友往来通信，回忆汇总两广空军战史，2004年93岁在广州寿终。航校招生对身体素质要求高，且入校后体能训练严格，冬日每天横渡柳江两三个来回，广西航校足球队常为全省之冠。若单以身体素质而言，则那一批学员，个个都该享高寿。

其实在博物馆展厅里查到陆光球后半人生的轨迹时，我当场就想到北洋水师鱼雷舰“福龙”号管带蔡廷干，清廷选派赴美学习机械的留美幼童，甲午海战中被俘至日本，尚受礼待，听说国内要拿他开刀平账，索性滞日不归，及至袁世凯当国，把他打捞回国，任海军司司长并袁氏政治顾问，因懂外语知形势，曾劝袁不要称帝；晚年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曾出版英译唐诗集。不但有人的数学是空军教的，还有人的文学是海军教的。我想清廷也好、民国也罢，建设空军海军这样新型军队，所谋不可谓不长远，所费不为不赀，然而终于因为前现代的中国体用不能相配、旧组织旧体系限制了新军队发挥作用；而那些自发被挑选、被挑中，接受了漫长而完整的精英教育的苗子，成长为一个比同代平均似乎更加完整的人之后，在刘公岛、在淞沪、武汉、广州、南宁上空的战场，轻易之极地一战而没。一数个这样离奇的人生际遇，不过是在巨量令人浩叹的浪费之余的点缀，甚至这些离奇的际遇，本身就是浪费的证明。